在这里,一方面,越是出现电影消费与认知的复杂需求,就越会对统一性的思想需求倾注很深的关心;而另一方面,政策与管理视线始终不忘意识形态的倾向,这是已经把它规定好了的。
我们看到,主旋律的提出,就是在电影市场改革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被概念化的,其中政策性构建与推进一度非常有力。早在1989年,借国庆40周年纪念,反映并包罗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与象征形式的《开国大典》、《巍巍昆仑》等影片集中推出。
1991年,建立了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在创作上的使用范围包括,对党和国家提倡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故事片和重点纪录片、科教片、儿童片、美术片的资助。1996年3月,在长沙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推出电影精品“九五五零”工程。为此电影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以行政与经济的双重手段促进主旋律影片创作的发展。
主旋律影片作为客体对象建构为象征形式,单向度、封闭性甚至一味突显理念、歌功颂德的说教倾向时或存在与出现,但肯定它被理解为电影主流与意识形态主体所规范、生产的性质,其意义还在于类型化、市场化同样反映在象征形式的层次中。
《开国大典》放映一个月,发行收人就达1368万元。这当然还典型地体现了通过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强化与整合的结果。这部影片我在电影院团购观看过,确实不错。
到1997 年,当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排在前面的《鸦片战争》、《红河谷》、《大转折》、《离开雷锋的日子》等,都是主旋律影片,体现主流电影类型化或类型电影主流化的趋向。后来的《集结号》、《云水谣》、《五颗子弹……》、《建屆大业》、《唐山大地震》等,都代表了中国电影一个新的水准,也是具有创造力的象征形式建构过程中的成功的应用。
这种创作上的类型化改造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的复杂现象决定的,虽然并不能代表或覆盖所有的个体或事态,但却是非常富有实质意义的开拓,它们使电影创作与象征形式的要求的共同性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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