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四字，可以说，是目前中国老百姓除“吃饭穿衣”外最为熟悉和关注的四个字了。这四个字，上起国家政府的领袖，下至引车卖浆的群众，是年年说、月月说、日日说、时时说，但类似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这样的官员腐败事件，仍旧频频被揭，不知何时可以止息。如总书记在近日的讲话中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同时，如果不是朱瑞峰、纪许光等人的努力，没有如朱瑞峰所说的当地体制内“深喉”的爆料，没有那个在对雷政富进行性贿赂时拍下视频“留一手”的建筑商。雷政富依然会坐在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巍然不动，官运亨通，雷政富之流还不知道有多少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隐蔽在黑暗中，安安稳稳地躲避着党纪国法、公众监督的阳光。
当网民和舆论在为雷政富落马而激动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雷政富的倒下并不意味着更多的雷政富们都能与他一样倒下。一个雷政富的被揪出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反腐之路势必进入坦途，“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导致绝对的腐败。”缺乏一个健全的、稳定的、多元的使权力被制约、权力被监督、权力被制衡、权力不被滥用的制度，一个雷政富倒下，还会有新的雷政富起来。网络反腐、舆论反腐、“二奶反腐”这些脆弱的外力反腐并不能解决官员腐败的内核问题，中国的反腐路径到了需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甚而，中国的反腐制度也到了需要更大突破的时候。
纵观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防腐与监督是各国政党制度中都需面对的棘手问题。一些国外政党和历史上的政党曾使用过的反腐与监督机制或许值得我们参考。
一，放松新闻管制，扩大中央及地方各级主流新闻媒体对各级官员的舆论监督空间与报道路径。以邻国日本为例，日本社会对政治家进行监督的主要路径为新闻媒体，爆出1989年时任首相宇野宗佑“艺妓丑闻案”而使其辞职下台的就是东京的《每日周刊》杂志。
二，扩大、强化党内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苏共创始人列宁曾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党内监督需要一个高度权威的且不受约束的独立的监督委员会来运行。类似的监察委员会只对本级的各级党员代表大会负责，具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不受干涉地行使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权，不受同级党委决议的约束。
三，党代会制度常设化，固定化。党代会为党内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扩大党内民主，开展彼此监督。列宁曾指出：“把整个政治舞台都摆在大家面前，就像戏台都摆在观众面前一样。”“对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大家都有普遍的监督。”在列宁的政党制度设计中，各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固定的，常设的，制度化的党代会。党代会也是党内权力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早期苏共的各级党代会，堪称党内民主的典范。党员可以在会上质询批评领袖，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主张，并就党内重大问题提出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还可以批评党的错误和党内各种批评。
四，拓宽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渠道。以日本自民党为例，监督党内政治人物的渠道不仅包括舆论媒体，还包括自民党内的纪律委员会，以及日本国会和各级地区议会中在野的各类大大小小政党团体代表，如民主党、社会党、社会党、公明党、等。在我国，中央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拓宽监督渠道，积极支持、政协委员的评议监督和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监督。研究制定有关法规和制度，明确各有关监督主体的权利、责任，规范监督行为，实行依法监督。”
反腐需从制度突破，权力才会阳光运行。所以，反腐倡廉，解铃还须系铃人，从制度中出现的问题，更需从制度中入手。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列宁创造的政党制度是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举。”在俄国、中国获得了革命胜利、长期执政与稳定发展。但在进入了新的时代后，这种曾经先进的政治制度更需不断变化，健全，改进而使其不断更新。除苏共外，纵观世界各国大党或者长期执政的政党能保持长期执政的方法不外乎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不能落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变革。中国的反腐路径到了需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甚而，中国的反腐制度也到了需要更大突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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