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姓宗祠通用对联（088）

一、姓氏源流
    康（Kāng）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康叔后裔，以祖上谥号（或曰封邑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武王少弟康叔谥号“康”，后人有以其谥号为氏者，是为河南康姓。周武王灭商后，把同母幼弟姬叔封在康，故称康叔。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因年幼，由周公摄政，三监（管理商朝旧臣封地的管叔、蔡叔和霍叔）不服，勾结武庚（商纣王后裔）和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平定。之后，便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当时素负贤名的康叔统治，并改封康叔为卫君，建立卫国，故又称卫康叔。康叔把卫国治理得很好，声誉日益上升，到周成王亲政时被举为司寇，权位高于其他诸侯。他死后谥号是“康”，其后便有以谥号为氏，或以封邑为氏，称康氏。史称康姓正宗。
    2、出自汉代西域康居国王子之后裔，以国名为氏。据《梁书·康绚传》所载，汉代时，西域康居国派遣他们的王子来到中国，以示臣服，汉代在西域设置都护，那位王子到达我国后就在河西落脚待诏，后康居国王子定居河西（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其后人以国为氏，是为甘肃康姓。到隋唐时，这个位居东亚的国家仍然存在，被称为康国。
    3、出自古代突厥族有康氏。据《隋书》载：“突厥亦有康姓”。突厥为公元6世纪在今新疆境内的游牧民族。西魏时建立政权，康居王定居河西，主要是繁衍于我国的西北一带。关于这个康居国，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高长安城一万二千里”，拥有现在新疆以及苏俄中亚之地。隋之前疆域最广，族中有康姓。
    4、出自匡姓，为避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名讳，匡氏改为康氏。据《宋史》载，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登基后，为避其名讳，令“匡”氏改为音近的“康”氏。
    5、出自少数民族中有康姓：
    ① 金时女真人纳喇氏、清时满洲赫舍里氏、达斡尔族华力提氏，汉姓为康。
    ② 今瑶、蒙、土、羌等族均有康姓。
    得姓始祖：康叔。据《元和姓纂》和《姓苑》等书记载，载，汉族的康姓，出现于距今大约3000多年以前，他们的始祖康叔。康叔为周武王少弟，初被封于康（今河南省禹县），故称康叔。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周公旦辅政，这引起武王胞弟管叔、蔡叔、霍叔的不服，殷纣的后裔武庚便联合他们以及夷族反叛。周公平叛后，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统治，康叔在封地建立卫国，管理那里的殷室遗民，将卫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对稳固周王朝统治起到很大作用。康叔死后，谥号为“康”，即“使民安乐”之意。康叔后人以其功绩、声誉为荣，取其谥号为氏，称康姓，康叔自然成为康姓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康姓最早发源于卫国，辖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部一带。康姓早期播迁缘于卫都的迁移，范围止于河南北部。秦时，康姓主要徙陕西、山东二地，故早期康姓在此二地繁衍旺盛，遂有京兆、东平两大郡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康姓为避战乱，徙蓝田（今陕西省蓝田西灞河西岸），后渐向东南迁移。史载，南朝宋时，设华山郡蓝田县，用以安置康穆（初仕后秦河南尹，后举族众三千余人迁湖北省襄阳之岘南）族人，并任命穆为秦、梁二州刺史，其子孙亦多仕宦，康穆一支遂枝繁叶茂，人丁兴旺。唐代，有宁夏灵武人康植之孙康日知被封会稽王，其子志睦因功封会稽郡公，后世子孙繁衍昌盛，发展成望族，其家族所在地浙江绍兴则为南方各地康姓迁徙之主源。宋代，因避帝讳而改姓的匡姓，成为康姓新的支脉。另有洛阳康再遇位居开国功臣之列，遂加官进爵，门庭荣耀，显达当朝。北宋末年到元朝建立期间，改朝换代频繁，北方多动荡，故有康姓徙迁南方安居乐业。明代，康姓作为大槐树移民姓氏之一，分徙于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从清代开始，闽、粤康姓陆续有人迁至台湾，后又有移居海外者。今日康姓尤以安徽、四川、甘肃、山东、陕西等省居多，这五省的康姓约占全国汉族康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康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七十五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三。

三、历史名人
    康  泰：三国时东吴人，曾和朱应出使扶南等国，途中经历和传闻一百多个国家，为中国早期远行海外的旅行家之一，著有《吴时外国传》。
    康  绚：字长明，南朝·梁华山蓝田人，初仕北齐，后任梁朝司州刺史卫尉卿，以宽厚之德著称。其先祖出自康居国人，据《梁书·康绚传》记载，西域的这一支康氏，他们的王子来到中国，在河西郡落脚待诏，后来就定居河西，并且子孙世代繁衍，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跟汉人没有丝毫分别。
    康  福：五代蔚州（今山西省灵丘）人，仕后唐、晋二朝，皆有政绩，所辖之地岁稔仓盈、牛马遍野。后晋时官至宰相，赐输忠守正翊亮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
    康  海：明代文学家。字德涵（1475-1540），号对山、浒西山人、沜东渔夫。陕西省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康海受牵连而免职。归乡里后，以山水声伎自娱。他是“前七子”之一，所作 杂剧、散曲、诗文集多种。作品主要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等。
    康  女：明代人，因“三贤”闻名。据传，其父年老无子，劝父纳妾生子；母病，尝粪辨病；夫亡，誓不改嫁。
    康  涛：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清代画家，工山水花卉，亦善书。为雍正、乾隆年间画家，以人物画著称，承明代仇英、尤求白描传统，用笔工整，形象静逸。所画《华清出浴图》，以杨贵妃出浴为题。图中杨贵妃的云鬓松挽，身披罗纱。两个小宫女端着香露，跟随其后。
    康僧会：康居国（今中亚一带）人，一代高僧。世居于竺，随父经商，乃移居交趾。十余岁双亲并亡，遂出家。他通天文、谶纬这学，尤娴经律。他通天文、谶纬之学，尤娴经律。247年到三国·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孙权为之建塔，因有佛寺，江苏一带亦始兴佛法，是江南佛学的创始人。
    康子元：唐代经学大师，会稽（今属浙江省）人，官至宗正少卿。举贤能治《易经》、《老庄》之学。形成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主张改革弊政，创立新制之改革思想。成为历史上改革家而名垂史册。
    康昆仑：西域康国人，唐代著名琵琶演奏家。善弹《道调凉州》、《羽调录要》等曲，有“长安第一手”之称。
    康日知：唐代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西南）人，至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王。其子康志睦，勇武善驰射，累迁大将军，因功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公。
    康再遇：北宋大将，曾为宋太祖立下了开国战功，位居开国功臣之列，遂加官进爵，门庭荣耀，康氏自此显达当朝。
    康与之：字伯可，一字叔闻，号退轩，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东）人，南宋著名学者。曾上书“中兴十策”，表现出其渴望公平合理的乌托邦思想。著有《昨梦录》等。
    康进之：棣州（今山东省惠民）人，元代戏曲家，现存其杂剧《李逵负荆》一种。康海：陕西武功县人，明代文学家，作品多杂剧、散曲、诗文等。曾任翰林院修撰，列“前七子”之一。
    康茂才：明朝开国大将。康茂才本来是元廷驻应天城的水军元帅，朱元璋攻破应天城的时候，康茂才率部投降并愿意归附红巾军，朱元璋就让康茂才做了红巾军的水军头领。以后，康茂才一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比如，朱元璋攻占了浙东以后，曾派康茂才做那里的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供给部队军需。俗语说得好，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朱元璋对康茂才如此看重，康茂才也就兢兢业业地为朱元璋效力。无论打仗还是搞水利，康茂才都干得十分出色，立下了许多功劳。
    康茂林：明朝开国大将。与康茂才兄弟二人为朱元章手下大将，明朝建国后，封康茂林在山东青州府为衡王，建衡王府。
    康济鼐：清代西藏贵族。曾因功被康熙皇帝封为贝子，与阿尔布巴、隆布鼐共同掌管西藏政务。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内部发生叛乱，藏王康济鼐被杀。
    康有为：广东省南海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1895年联合会试举人上书朝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后依靠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遭慈禧镇压。逃亡日本。民国6年（1917年）7月和张勋拥清朝废帝溥仪复辟，十二天后失败。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孟子微》、《春秋笔修大义微言考》、《孟了微》、《春秋笔修大义微言考》、《大同书》、《中庸注》等，颇受近代学术界的重视。
    康广仁：号右博，又号大中，广东省南海人，系康有为幼弟，曾创《知新报》，办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清末维新变法人士。1897年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后又经理上海不缠足会艾书、大同译书局。1898年，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稿及联络事宜。戊戌政变时遇难。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康同薇：字文僴，号薇君，广东省南海人，康有为长女。自幼不缠足、不穿耳，开中国妇女界风气之先。15岁即据二十四史编《风俗制度考》，后又翻译大量日本书籍，助父编纂《日本政变考》、《日本书目志》等。1897年在澳门《知新报》任翻译。1898年7月与李惠仙（梁启超夫人）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女学报》。精国学和英、日语种，为当时新女性之代表。
    康克清：江西省万安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杰出女政治家，朱德夫人。生前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历任乡妇女协会秘书，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指导员，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总支书记、主任，中央妇委委员，全国妇联部长、常委、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京兆郡：三国魏时置郡名。汉武帝时改右内史以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置京兆尹，为“三辅”之首。治所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北）。“尹”为太守。唐以雍州为京兆府，置京兆尹。以上称京兆者，均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金元在陕西置京兆府（路），此“京兆”与建都之地无关。民国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府尹为京兆尹，符合金以前“京兆”之意。国民党政府成立时废。
    东平郡：汉时改大河郡为东平国，治所在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东）。南朝宋时改为郡，治无盐（今山东平东）。隋唐曾以郓州为东平郡，治须昌，在今东平西北。宋宣和时以郓州为东平府，治须城，即今东平。明清为州。民国改县。
    会稽郡：秦始皇时置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包有江南、浙江大部及皖南一部。汉顺帝时移治山阴（今浙省江绍兴）。西汉更包有浙、闽全部。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吴、会稽为二郡，会稽移治山阴（今绍兴），有浙闽之地（今杭嘉湖均属吴郡）。三国吴分设临海（台州）等郡后，辖境缩小。隋为越州。又隋分山阴县置会稽县。民国合二县为绍兴县。
    华山郡：治所在今湖北省宜城县。西魏置华州，辖境历代屡有变迁，治所在今华县（曾名华山、郑县）。清不辖县。民国为华县。
    2、堂号
    会稽堂：唐朝时有康志睦，身材魁梧，善于骑马射箭，官大将军。后来讨平张韶，升平卢节度使，又平了李同捷的叛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为会稽郡公。康姓因以“会稽”为其堂号。
    此外，康姓主要堂号还有：“京兆堂”、“华山堂”等。

五、宗族特征
    1、康姓名人三国时崭露头角，唐代以后，才有众多有影响之康姓人物入载史籍。如唐代有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康承训，宋代有词人康与之，元代有戏曲家康进之，明代有文学家康海，清代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等。
    2、康姓字行辈份排序井然，字意隽永。据民国抄本《康氏族谱》所载，江苏如皋康姓一支字行为：“本贞茂荣，安雍近智，吉贤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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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姓宗祠通用对联】

〖康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华山懋绩；
东海名流。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梁代司州刺史卫尉卿康绚，字长明，少年时就有大志。仕齐为华山太守，有政绩。入梁历官司州刺史、卫尉卿。为人宽和，当时人称“长厚”。下联典指康姓历史名人康子元，官献陵令。开元初年，朝中让举荐能治《易》、《老子》、《庄子》的人，中书令张说推荐了他，官秘书少监，曾与张说一起商讨玄宗去泰山封禅的仪式。后官至宗正少卿。

明经登第；
驰射受封。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人康希诜，十四岁时以明经登第，历官海、濮、饶、房、台、晓六州刺史，所到都有异政。书法家颜真卿曾撰写碑文记载他的事迹。下联典指唐代灵州人康志睦，字得众，善于骑射，官大将军。因讨伐张韶有功，升平卢节度使；平定李同捷的反乱后，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公。

京兆世泽；
诰命家声。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康叔，周武王同母幼弟，封于康，因得名；《尚书·康诰》载周公旦命其“明德慎罚”。

少卿六畏；
孝女三贤。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康澄，大理少卿，上书言谋，可畏者六事。下联典指明康女，父友贤，年老无子。女劝父纳妾得男；母疾，女尝粪甘苦；夫早殁，誓不再嫁。时谓其三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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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斯文在天地；
至乐寄山林。
——康有为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近代改良派首领康有为自题联。康有为（1858-1927），名原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著述颇丰，有《康南海先生诗集》等。本联为其自撰联。

功盖三庆会；
名成八阵图。
——蒲伯英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蒲伯英集（改）杜甫诗句挽康子林联。康子林（1870-1930），四川邛崃人。擅演川剧文武小生。尤以文生戏《彩楼记》中的吕蒙和《八阵图》中的陆逊为佳。1911年，与川剧演员唐广体、杨素兰、萧楷等组成三庆会，对传统川戏艺术进行改良，将流行于四川的昆腔、高腔、胡琴、灯戏等五种声腔合为一体，形成五种声腔同班演出的剧种。

长安第一手；
德函列头名。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琵琶演奏家康昆仑，西域康国人。善弹《羽调录要》和《道调凉州》等曲。德宗贞元时有“长安第一手”之称。下联典指明代音乐家康海，字德函，武功人。号对山。弘治进士第一，授修撰。善制乐造歌曲，弹琵琶，的珍辗转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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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莲蕊峰头传名远；
景贤书院播惠长。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画家康涛，字石舟，钱塘人。工山水花卉，善书。号天笃山人，又号莲蕊峰头不朽人。下联典指元代康里国王族后代康里脱脱，世祖时入宿卫，大德中大破叛王海都，自同知枢密院事累拜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改江西行省左丞相，后解职家居，延师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御赐额曰“景贤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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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驰誉明经，少小荣登科第；
有声乐府，文词待诏金门。
——佚名撰康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进士康希诜的事典。下联典指典出康姓历史名人康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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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康姓典故、趣事】

〖康昆仑拜师〗
    唐时，有一年长安地区好久没有下雨,田里庄稼尽枯、旱灾严重。唐德宗下令祈雨，按时风俗惯例，举办了歌舞杂戏竞技的盛会。在长安天门街中心的二侧，各搭了一座彩楼，举行表演艺术竞赛。轮到音乐比赛时，东街推出了琵琶名手康昆仑上台表演。康那时已是国工，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名手，必然无敌。在台上悠然自得，弹了一曲《新翻羽调绿腰》。这是一首有技巧的生动活泼的乐曲。果然名不虚传，奏得娓娓动听。当东街市民正在啧啧称道一片赞扬之声的时候，西街彩楼后台走出一名妙龄女郎，盛妆艳服，怀抱琵琶，在台前施礼后，对着台下观众说，“我也弹《新翻羽调绿腰》”。只见她轻捻重拨，感情生动细腻，移调弹奏，音响宏亮铿锵，激昂处宛如雷声隆隆，妙绝入神。显示了高超的演技和非凡的功力。不但博得台下观众赞叹，连康昆仑也惊奇不已。他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高手女郎，应该向她拜师学艺。这时，那女郎已从后台更衣而出，原来并非是女子，而是西街士绅送了厚礼，请来化妆上台表演的段师和尚。第二天皇帝召见了他们，旨命段师把技艺传授给康昆仑。段师奏请昆仑弹演一曲，作技术考查。听毕。段师问昆仑：“你的演奏手法为什么很杂？发音有时还不够清晰正确。”康昆仑十分敬佩段师的洞察力，回答说：“师父真是神仙。我幼年受教在邻居一个巫婆处，学了几首入门乐曲，后来又先后向几个不同派别的老师学习，师父指出的缺点，击中要害，很中肯”。段师认为康昆仑的基本演奏方法不对，路子不正，主张从头学起，提出“十年不弄乐器”，忘了过去的方法再学，才能成功，康昆仑立志上进，求学心切，拜了师父。他决心不留恋过去，彻底丢掉原来的不正确的基础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在段师悉心指授下，用功练习，终于学成了高明的本领，成为一代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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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第一次到香港〗
    康有为（1858年-1927年）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代表，戊戌变法的主将。清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到香港，首次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感性知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書之夷狄视之”。这时在香港的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改良言论屡见诸报端，康有为也受到影响。此次到香港所见所闻，使康有为回内地后才愈感到清王朝的腐败落后，从而抱定了变法维新、“经营天下”的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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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戊戌历险记〗

    慈禧政变后的第一道命令：捉拿康有为兄弟
    1898年9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清王朝的京都北京城里风云突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推动、协助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刚度过一百零三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顽固守旧派悍然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全部新政，囚禁光绪竽帝于中南海瀛台，然后以光绪的名义宣布慈禧重新垂帘听政，掌握帝国全部军政大权。
    慈禧重新上台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并令步军统领衙门（相当于京师警备总司令部）立即逮捕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其谕旨曰：
    “工部侯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北京城一下子变得杀气腾腾、危机四伏、阴森可怖。就在慈禧的命令下达后不久，步军统领（相当于京师警备总司令）崇礼（亲自率领三百名缇骑，突袭包围了康有为兄弟在北京的住所――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刹那间，这里刀枪密布，喊声震天，康有为的生命危在旦夕……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离北京南下，逃离虎口
    然而，当崇礼率缇骑冲进南海会馆时，却不见了康氏兄弟。经过搜查，才在厕所里抓住了康广仁。经审问，才知道康有为在此前一天，即9日20日凌晨，已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前往上海。
    原来，在9月17日，光绪皇帝见形势危急，顽固派咄咄逼人，慈禧太后剑拔弩张、即将发难，改革大业难以为继、势将毁于一旦，一场血腥的大狱势必形成，只是早晚之事……他为着保存维新派力量免被一网打尽，尤其为着保护维新党人首领康有为的生命安全，遂公开发布上谕，令康有为立即离开北京去上海督办官报，即代表清政府官方接官上海颇有影响的《时务报》，将该报改为清政府官方报纸。９月１８日晨，光绪帝又托担任军机章京的维新党人林旭带给康有为一封密诏，指未情况危急，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以避顽固派攻击之锋芒，缓和北京局势。康有为知在北京已暂无可为，只得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就重要事项作了一次紧张的布置后，于9月20日天色未明时，带着仆人李唐，悄然离开北京，乘火车往天津。
    康有为就这样避开了北京的虎口。

    天津脱险
    康有为离北京前，梁启超、黄仲？等人劝他易服从北京径直经山东烟台前往上海，勿在天津逗留，以防担任直隶总督的顽固派首领、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加害。康有为未听劝告。他于9月20日带仆人李唐乘火车到达天津后，当晚即到塘沽码头，先登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海晏号客，但因该轮要到第二天下午４时才开，康有为不愿久等，登岸因旅舍休息。第二天，即9月21日，康改搭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客轮，于上午11时离津渡海南下。
    康有为不知道，就在这天，北京发生了政变。
    慈禧太后得知康有为已逃出北京、前往上海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火冒万丈。她立即发布密旨，诡称康有为进毒药丸谋害光绪帝，命令天津、烟台、上海的地方官严密捕拿康有为，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正法”。
    慈禧的密旨由电报局传到天津。直隶总督荣禄立即派兵大搜天津与塘沽一带的客栈，遍寻无着。后来他得知康有为已在这天上午11时乘英轮重庆号渡海南下，便立即派水师的飞鹰号快艇追赶。飞鹰号快艇新从德国购进，时速为三十海里，超过重庆号商轮的航速一倍。此艇如果开足马力，定可很快追上重庆号。但该艇航行至中途时，管带（艇长）刘冠雄声艇上煤尽而返回天津。实际上是因刘冠雄系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在思想上深受该学堂总办（校长）严复的影响，同情维新变法，因而有意放在走康有为。康有为不知不觉间又度过了一道险关。

    烟台脱险
    9月22日，康有为随“重庆号”商轮到达山东烟台港。商轮要在这里停靠数小进，以补充燃料煤与淡水及装卸货物。
    这时，北京清廷指示捕杀康有为的密电早已到达烟台的登莱道衙门中。清廷命令，侯“重庆号”商轮一到烟台港，道台衙门要立即派兵登轮拿获康有为，就地正法。但凑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因事离开烟台到胶州去，并随身带走了电报密码，留守的官员一时无法译出电旨内容，因而也不可能采取拿人措施。
    这样，依然对北京发生政变浑然不知的康有为在“重庆号”商轮停靠烟台码头时，上点也不知道自己处于杀身之祸的危险之中。他从容地登岸游览，买了六篓烟台苹果，沿着海滩拾了一袋彩色石头，然后才回到船上。他安静地度过了又一道险关。等那位道台李希杰回到烟台衙门中时，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商轮早已离开烟台港多时，正行驶在开往上海的海途中。

    上海道台张网以待康有为
    上海的情况不同于天津与烟台。一张危险的密捕之网早早张开，在等待着康有为的到来。
    早在9月21日北京发生政变的当天，消息就在上海传开。上海的苏淞太道道台蔡钧及时接到了慈禧捕杀康有为的密电。蔡钧是个的官僚，为完成清廷命令，立即派遣大量缉捕人员，由上海县衙门的黄某带领，前往黄浦江边的金利源码头守候。同时，他又派人设法搞来许多张康有为的照片，分交缉捕人员辨认。蔡钧还通知法租界巡捕房派出能班捕探，至码头守候。为了万无一失，蔡钧又商请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洋员乘轮预先守候在吴淞口，带着认识康有为相貌的康之堂兄同往指拿。蔡钧还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发布悬赏告示，称凡捉住康有为者得重赏３０００银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参加缉捕的官兵、侦探、巡捕都张牙舞爪、磨刀霍霍，严阵以待。
    9月23日下午，从北方开来的中国客轮新济号抵达上海。蔡钧接报，立即下令该轮停泊黄浦江心，不准靠岸，然后让军警登船严缉，历2小时，搜查无着。
    蔡钧后得知康有为乘坐的是英轮重庆号，将于9月24日到达上海，便立即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声称他奉清帝圣旨捉拿阴谋以毒丸谋害皇上的要犯康有为，要求英方允许他派人登上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国轮船进行搜查与捕人。白利南拒绝中国派员登上英轮搜捕，仅答应由英方派两名英国巡捕上船查缉。于是，蔡钧只得派人将康有为的照片交给白利南，希望英方按图索骥，并宣布如英方抓住康有为，中方将送上酬金2000银元。
    康有为再次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上海脱险全靠英国人援救
    可是，在这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早就收到了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发给他的电报，请求他援救康有为脱险。白利南请示了英国政府与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得到同意，因而决定要尽量设法援救与保护康有为。
    白利南经过一番策划，于9月24日清晨，派遣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职员濮兰德，乘驳船前往吴淞口外去截住重庆号。濮兰德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登上重庆号后，在英籍船长的帮助下，借着蔡钧送来的照片，在旅客中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
    这时康有为正在船头眺览长江口的壮丽景色。濮兰德上前问道：“君为康有为么？”康不识其人，姑应之。濮又出示照片，问康：“这是你的照片吗？”康答：“然。”濮又问：“君在北京曾杀人么？”康惊讶地笑着说：“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这时，濮兰德方简单讲述了北京发生的事情，并拿出上海道蔡钧抄录的一道电旨，只见上面写着：“康有为进丸毒弑皇上，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康有为至此方知北京已发生政变，不禁痛哭失声，边哭边对濮兰德诉说：“我受皇上特达之知，赞变新法，天下皆知，愧不能报，安有弑理？”接着，他向濮兰德口述了光绪帝给他的密谕，证明自己是光绪帝信任的忠臣，决不可能干弑帝的蠢事。
    濮兰德对康有为说：“我英人濮兰德也。我国领事固知君是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主张对外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请你速随我下船。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强妨悲痛，跟濮兰德上了驳船。为防不测，他匆匆起草了一封与家人遗书，表明自己心志；又写了一封给学生徐勤的信，以家事相托。写毕，他将二信交给随身仆人李唐密藏。
    濮兰德又将康有为主仆二人从驳船转送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琶里瑞号上藏匿，并派专人保护。

    逃奔香港，走向世界
    当日下午2时，重庆商轮开进吴淞口，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早就守侯多时的军警立即搜捕，扑了个空。上海道道台蔡钧打听到康有为被英国人藏匿在英轮琶里瑞号上，就派中国兵轮两艘来监视，又派人到琶里瑞号轮上交涉，要求英方交出康有为。英国船长拒绝中国官方代表登船。
    风声紧急。英方决定琶里瑞号轮船在9月27日载康有为南下香港，又派英舰帮那文尺号随行防卫。9月29日，康有为安全到达香港，先由香港英国总督勃来克安排在警察署的楼上住了一周，以防情政府派人来暗杀。后来，康有为觉得不方便，又迁至朋友何东家中居住。
    康有为在香港居住了约二十天。在得到日本政府应允后，他于10月19日偕同弟子、从者六人，在日人宫琦寅藏、宇佐稳来彦的陪同下，乘日轮河内丸离开香港赴日本。10月24日午夜，康有为一行抵达神户。不久以后，他又远赴欧美，开始了他辗转国外十五年，足迹遍亚欧、非、南北美五大洲数十国的流亡生涯。

    结语
    康有为就是这样，在九死一生中经历了种种险境，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终于使他化险为夷。这是戊戌政变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康有为本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是役也，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而竟不死，岂非天哉！事后追思，无一生理：吾先出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之告，宿天津必死。从仲？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登莱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项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变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言身以有待其兹……”（《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然而，康有为虽九死一生地脱离了专制统治者的屠刀，他的弟弟康广仁以及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锐等变法维新志士却被慈禧惨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鲜血染红了中华大地，鲜血也染红了中国历史！这是古老的中国走民主、进步与近代化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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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经济生活〗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戍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流血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多年。这一时期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百年后的读者们恐怕不大清楚。根据确切的史料，当时康、梁已开始经营出版、报社、文化企业以至于房地产，一句话：依靠在国外华侨区和上海租界等地创办实业。

    康、梁以实业互助
    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遥控。仅1902—1903年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当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多元。这时，康有为遭到清政府雇佣的杀手追杀，被迫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窘迫，很快得到他的弟子梁启超汇款1800银圆，约合今13万元。
    康有为不久也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以保障活动经费。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得到10多万银圆（墨洋）的赢利。
    这时，梁启超主持的“广智书局”却因经营不利而遭到亏损。于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又反过来资助这位得意门生，提供经济援助。他保证解决梁启超本人及亲属的生活费，写信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每年费用3000银圆（合今20万元）。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他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约合今35万元。
    康、梁流亡国外，依靠海外华侨和日本友人的赞助，仍从事政治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康有为55岁时回国，由广东士绅邓华熙（1826—1917）等人的联名请求，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抄没的康氏家产，又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
    康有为晚年的经济状况非常富裕。一部分财源是海外的宪政党供给的，另一部分是用家产生息，买卖古董书画，来维持康家的高消费。
    1914年康有为定居上海后，就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转眼上海地皮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

    康有为出售书法
    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
    从现在找到的康有为三件“书法润格”，可以看出“卖文售字”成了他晚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第一件是设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和北京竹斜街两地的“长兴书局”在1917年《不忍》杂志上刊登的卖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设在上海三马路山东路口的北京厂甸海王村公园的长兴书局在图书《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卖字广告；第三件是康府于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粥（yu）书例”。
    康有为的书法格调古朴高雅，或浑厚雄健，或潇洒奔放，或飘逸流动，或拙中见巧，多姿多彩，各有奇趣。他在宣纸上书写各种墨迹，得心应手，游笔有余。康有为在报刊上大登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粥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4-5万元。
    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似“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园主人原是锋太人辛溪，后来园主破产，落入盛宣怀家庭手中，但一般上海人仍然习惯称为“辛家花园”。康有为特意把里边两座宫殿式的二层楼房，题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每月租金120银圆。一住就是8年。

    康公馆、游存庐和天游学院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但是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院子中间有一座民族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康有为根据《荀子·礼论》云：“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称为“三本堂”。厅里还供奉着戊戌政变（1898年）从容就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遗像。
    此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里面是木结构，外用竹子搭盖，充满着自然情趣，是康有为招待朋友和休息的所在。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用作厨房、仓库和雇员的住所。
    院子里挖了一个曲折的大池塘，上架两处木桥，大池内可以划船。挖出来的泥土堆成一座假山，山腰有茅亭装点。各处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稀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池边舍旁搭有爬满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种了很多菊花和玫瑰。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糜鹿，一只猴子，一头驴子，500尾大金鱼。

    康有为晚年的庞大开支
    康有为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这么多的宾主成群，平均每四天要吃一担（160斤）上白大米。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康有为还给女儿们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们每人2银圆。再加上应酬费，总开支每月不下1000银圆。康有为经常与外界联系，对国家大事表态，时常打电报，据说电报费可达上千银圆。
    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1.2万银圆，折合今日人民币50-60万元。
    康有为晚年不甘寂寞，喜欢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均是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究竟是一种阿谀奉承还是嘲讽之辞呢？那就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摘自《纵横》2002年第6期，陈明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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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女才康同薇〗
    康有为一生共有十二个子女（此外还收养了康同荷），其中康同吉、康同琰等六人夭亡，真正长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张夫人所生的两个女儿同薇和同璧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直接参与戊戌变法，后者在变法失败后曾代表父亲赴欧美演讲。两人都成为当时的女界名流。
    在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最为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昼夜奋笔疾书，向光绪帝进呈变法理论著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其中《日本变政考》最为重要，变法内容、变法步骤及变法纲领都包含在这一著作中。皇上频频地催要，康有为快速地编写，“一卷甫成，即进，上复催，又进一卷”。这本引起光绪皇帝极大兴趣，忙得康有为不可开交的著作，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的数年劳动分不开。正是她根据父亲提供的大量日文资料，将其译成中文，才使父亲得以集多年之力完成此书。
    康同薇字文僴，号薇君，生于1878年12月。有一个勇于改革的父亲和一个通情达理的母亲，使康同薇从小免去了缠足之苦。她的榜样作用还影响了妹妹们，康家的新一代女性都不再缠足，也不穿耳眼，而且她还成了不缠足运动的开路先锋。父亲和叔叔常拿她做例子，说明天足的好处，缠足的危害，推动不缠足运动向全国发展。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父亲的有意培养，使同薇自小就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像自强之道，救国之法，变革之事，她都能说出一二，小小年纪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和事业上的积极追随者。家学渊源、自身天赋和后天努力，又使她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学知识皆有较深的造诣。父亲说她“天资颇颖，勤学强记”。康有为从1886年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编撰《日本变政考》，但他不懂日文，很伤脑筋，于是就鼓励小同薇学习日文，以便将来大派用场。同薇不负父望，几年下来日语水平直线上长。她十五岁时就开始替父亲翻译日文书籍。
    康有为认为“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后世之所以进步，变乱之所以减少，是《春秋》思想发扬的结果。《春秋》微言大义，包涵了孔子改制的思想。在阐释《春秋》经义的典籍中，有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和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传》、《榖梁传》三家。康有为信服今文经学派，他说《左传》但为鲁史，不传经义，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奥义，还要从《公羊》、《榖梁》二传入门。为了还《国语》之原貌，需要一番审视甄别，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这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由康同薇承担。这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耐心，也是一项繁重的文字工作，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据说这项工作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才有眉目。此外同薇还以二十四史为根据，编辑整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她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
    康有为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同薇看什么书，学哪些科目，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康有为的理想中，同薇最好做个报馆主笔或编辑记者，成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同薇确实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为了当报馆主笔，她发奋阅读，不断练笔，写出的文章很有气势。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办，同薇真的成了一名记者。由于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知新报》极力宣传康有为的维新主张，鼓吹变法理论，评议时政，报道中外近事，介绍西学，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康同薇在《知新报》第三十二、五十二册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有相当见地，是她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
    在《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中，她提出了什么是“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其应该担当的责任。接着她引证中外事例说明“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弱的道理，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数十年变法而不强的原因就是由士习的积弊造成士气不振。所以她呼吁要像公车上书那样，激励士气，合天下之士气，专心国事，中国必可救，国家必能强。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与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创办了《女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其开创意义不可低估。
    在庚子勤王的那些日子里，康同薇是父亲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从康有为写给女儿同薇的多封信中可看出，大到勤王大业的成败，小到家中琐事的安排，他都与同薇商量，并交她去做。康有为听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立即写信叫同薇去见港督夫人，为自己辩护。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他想假列强之力迫慈禧下台，于是告诉同薇：“吾党欲再起，万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报》，言若那拉再临朝，诸贼柄政，必再杀西人云云以耸之。”同薇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不断撰文，配合父亲作舆论宣传。
    1899年同薇与麦仲华在香港成婚。麦仲华是康有为的弟子，字曼宣，广东顺德人。他的哥哥麦孟华也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他参加过公车上书，在上海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做过《时务报》的撰稿人，是戊戌变法时的核心人物之一。麦仲华曾编纂《经世文新编》一书，专采近人通达时务的言论，以转移风气，为新政提供参考。庚子勤王时他在日本负责联络策应之事，并一度在香港担任电报局局长。据说袁世凯称帝前曾两次召他相见，并许以教育总长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见，并运动倒袁。袁世凯称帝后，麦仲华怒不可遏，以至气火攻心而死。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康有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他常写信给同薇，让她照顾好麦家。但也有误解的时候，麦仲华疾恶如仇，思想有些激进，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这等于是背叛康有为。弟子中也有继续保皇的，如罗普。罗普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有一天康有为见到儿女亲家麦柏君，半是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仲华）。”
    1908年4月，康有为在瑞典漫游时，麦仲华偕康同薇万里而来看望岳父。康同璧也专程由美国赶来，一家骨肉相聚于异乡，这使康有为非常感动。
    康同薇与麦仲华生了好几个子女。康有为在有生之年没能抱上孙子，外孙外孙女却有一群。他对外孙们很是疼爱，一些外孙干脆由他供养上学。大外孙麦健曾一周岁生日时，远在南洋的外公欣然赋诗，表达自己的关爱和对第三代传人的企盼。诗中写道：“去港忽两载，抱孙一周年。锦绷知慧甚，戈印孰持先。能解老人意，应传太史篇。乱离何日见，催老抚华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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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风流康同璧〗
    康同璧，字文佩，号华鬘。戊戌时，她虽不像姐姐那样做记者，当翻译，发表文章，编辑书稿，直接参与变法活动，但她的才气和胆识一点也不亚于姐姐，她那干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则更像父亲。1901年康有为病卧槟榔屿，年仅十八岁的康同璧闻讯，只身赴南洋探望，并留在父亲身边照料他的生活。之后她在印度陪父亲寻访佛迹，探幽历险，几经危难，表现出一个女性少有的胆气。因她见多识广，才学过人，深得父亲信赖。康同璧亦自称是“第一个到过唐僧西天取经之地的中国女性”。1902年12月她还港省亲，并受父亲委托，赴欧美演说国事。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康有为相信女儿堪当此任，临行时赋诗十首送勉同璧，表达了他的爱怜和期望。诗中写道：“汽车飘瞥去，转瞬没孤烟。送汝唯双泪，思亲又五年。”“欧美几万里，幼女独长征。岂不怜孤弱，其如哀众生。”
    1904年康有为漫游欧洲各国，远在美国留学的康同璧趁假期远涉重洋到欧洲看望父亲。在丹麦，父女俩受到丹麦首相接见，双方进行了愉快的交谈。首相说同璧是他见过的第一位中国妇女，印象很好。这时，正于牛津大学留学的康有为门生罗昌听说康有为在丹麦漫游，立即赶来相见。罗昌在庚子勤王时在日本负责策应联络工作，曾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陆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这次与恩师父女他国相见，三人乘船往游挪威。就在欧洲之旅中，同璧与罗昌订下了终身。同璧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之余，陪父亲走遍欧美。此后，正是她对父亲的思想观点了解最多，宣传最力，维护最坚。她是父亲事业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后，同璧曾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罗昌精于国际法、世界古代史及拉丁文学等，学成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做过国务院秘书，又先后担任过中国驻新加坡、伦敦和加拿大的总领事、厦门海关关长，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北京女子师大担任教授及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
    康有为晚年更希望和子女呆在一起，康同璧常带子女来上海看望他。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常常像一个孩子王，带着一大群子女及外孙，不辞劳苦地奔南走北，去杭州一天园赏菊，到青岛看樱花，又偕诸外孙到茅山扫墓，从子孙的天真和童趣中得到快乐。游玩中他因时讲解，而且还善于发现他们的特长。他让外孙麦僖曾为他抄写书稿，又让十四岁的罗荣邦为他翻译天文著作。罗荣邦是康同璧的长子，幼时曾在伦敦、新加坡及渥太华等地读书，外公的《诸天讲》能够著成，多亏了他的帮助。作为奖励，外公手书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诸星名称，赠予荣邦。
    1949年，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康同璧被选为代表，与解放军商谈和平入城问题。解放后，她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晚年从事康有为遗著的整理工作，先后撰成《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和《万木草堂遗稿》等著作，为康有为生平和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现在人们对康有为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康同璧的宣传和阐释。不过，在对康有为的评价问题上，她有自己的主见，从不为时流所动。据说《万木草堂遗稿》撰成后，欲交给国家出版。她为该书写了绪言，因拒绝修改绪言中对康有为的过誉之词，使她与出版社的合作谈判限入僵局，以至最后她要回了书稿。1969年，康同璧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九岁。
    少时为康有为译天文书的罗荣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于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并历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宾州大学、戴维斯加州大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宋代至明初的中国海军及远洋航运的发展，被欧美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古代海权史研究的权威。1976年他出版了英文版《康有为传记和论丛》，并编撰了《南海康有为先生著作总目》，为康有为研究做出了贡献。

康志强中将
    康志强（1912-1986），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第4军12师35团排长、连长，红军学校政治教员，军委干部团政治教员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2师四团连政治指导员，1师1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随营学校政治大队大队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9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新编第一旅政治部主任，344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9旅政治委员兼淮北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21军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东海舰队政治委员，海军学院政治委员，北海舰队第一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6年1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康庄
    康庄（1914-——），原名康在柳，江西省泰和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独立5师1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工人师2团连指导员、团特派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团副主任，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7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8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18兵团第60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参加了太原、扶□、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学校第二分校政治委员，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海军政治学校校长，海军上海基地政治委员，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康林少将
    康林（1910-1995），江西省于都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广东省南雄县游击队队员，赣南游击队特务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练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第1支队教导大队队长，新四军第1师3旅7团营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警卫团参谋长、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1师参谋长、先遣纵队第4支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72师师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72师师长、第24军副军长，参加了元山防御作战、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
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金城战役中，72师4个营和74师参加注字洞南山地区进攻战斗，突破敌防御正面4公里，突入敌纵深5公里，毙伤俘敌韩首都师、韩9师5310人。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副军长，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任第28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1995年7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康烈功少将
    康烈功（1916-2004），安徽省金寨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1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政治部宣传队员，红31军9师侦察连班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23旅37团团长，第19兵团60军178师副师长。参加了上
党战役、豫北攻势，太原、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绵阳军分区司令员，海军水警区司令员。1958年毕业于海军军事学院，后历任海军旅顺基地副司令员，福建基地司令员，福建基地政委，烟台基地司令员，海军北海舰队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叁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5月23日因病在青岛逝世，享年88岁。

    康健民少将
    康健民（1916-1977），原名康廷文，又名康天民，甘肃省定西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6军骑兵团连政治指导员、代团长、团长，红1军团骑兵团副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2大队3队副队长、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骑兵旅旅长，绥远绥中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骑兵旅旅长，第一野战军骑兵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军政第36军副军长，第36军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6军政治委员，担负机场修建、保护和后方警戒任务。同年回国后驻河北省定县地区，1952年到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军长兼河北省石家庄卫戍区司令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1962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3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8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主政宁夏共9年。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7年1月18日因病逝世，终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