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钟
作者：王鹤龄 文章来源：转自咀华庐（特此感谢）
诗钟是学习对偶技巧的一种训练方法，又是欣赏对偶佳趣的一种文字游戏。从清朝中叶在福建兴起，很快传开，“五四运动”以后趋于沉寂，现在又逐渐兴起。
一、诗钟活动的特点
诗钟活动的特点是限时限题写出一副七言律诗中的诗联，得名于限时的方法。在钟表没有普及的时候，是用细线坠铜钱系在一根线香上，烧到一定的时间，铜钱落在下面承接的铜盘中，大家停笔。限题主要有两种方法，诗钟以此分为两种体式：分咏体要求在上下联分咏出绝不相干的两件事物；嵌字体要求在上下联指定位置嵌上毫无关系的两个字（或几个字）。
嵌字体如林则徐作过《陈·人一唱》：“陈迹浑如牛转磨，人情几见雀衔环。”用陈、人二字嵌在指定的第一字位置上（称一唱），写成工整的诗联，感慨因循守旧，世风浇薄。
分咏体如张之洞作过《凉棚·申报》分咏：“阴阳舒卷长绳里，欧亚纵横乱纸中。”凉棚可以随天气阴晴用长绳舒卷顶席，申报是最早报道欧亚新闻的报纸，抓住二者特点，以游戏笔墨张大其词，用阴阳、欧亚大字眼写成此联。
诗钟虽有很多规格，但是只有平起、仄起两种句式。以上张之洞作品为平起式，林则徐作品为仄起式。
诗钟有在社中出题现作、先期发题征作和举行诗钟大唱等活动方式。在交卷、誊录、评比、宣布评比结果等方面，都有一套程序。
二、嵌字体诗钟的产生
以前各地塾学都是先教学生作对联，然后教作诗。福州人李家瑞在所著《停云阁诗话》中说：“予年六岁，入塾读书即学作对偶，自一字至七字止。后更作五、七言偶句，拈限数字嵌入中间，上下字不得相黏，谓之五、七碎。”说的是道光年间情况。当时作七碎，塾师时常限定两个字，如果要求分嵌在上下联之第一字位置，称“七·一”；要求分嵌在第七字位置，称“七·七”。所限的两个字必须一平一仄（即不得相黏）。这是初级水平，称作碎。如果再高一步，所限定的两个字是不拘平仄的，后来称为折枝，也就是诗社里常作的诗钟。从“一唱”到“七唱”，在各地诗社有时美称为凤顶、燕颔、鸢肩、蜂腰、鹤膝、凫胫、雁足等格。到民国初年，各地也都学习福建的较为简易的办法，称一到七唱。这些属于“正格”。
诗钟的“别格”中有嵌一个字的，也有嵌两个字的，后者是在上下联中有高有低，不是平列的，如分别嵌在上联之首和下联之末，称“蝉联”格。嵌三个字和更多字的，在作碎和诗钟中都有，在诗钟中随字数和所嵌位置而各有格目名称，如鼎峙、碎联、碎锦等，从“碎”字上还能看到它们的来历。诗钟的别格常作的有十五格，说起来过于琐细，见文后“附录”。
三、嵌字体诗钟的培养文学写作能力的功效
诗钟不但有趣，还有很明显的教育效果。
１．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对偶基本功。
对偶是充分体现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修辞技巧，在文学写作中与其他修辞手法结合运用，能发挥很鲜明甚至很奇妙的效果。要作好诗、词、骈体文、八股文以及散文，都需要先过对偶关。以前对于语法、修辞、音韵的研究不够充分，缺少简明适用的教材，只是让学生在大量习作中逐渐领悟。作碎和作诗钟就是教给学生熟悉声调、词性、词句结构对仗的针对性训练。诗钟的写作，对于词性、词类、词的结构、词组的结构、句的结构如何对仗工整，以及如何使用成语和典故，都有细致入微的规定，称为法式。道光年间见于著录的作品《人·白一唱》“人海归来空有梦，白下游后帐无诗”。按后来的法式衡量，已经看出它是病句：对仗必须区别词性的动静和虚实，“空”字属虚（副词），“帐”字属实（动词），二字不宜相对；对仗必须区别通用名词和专用名词，“人海”是通用名词，“白下”是地名属专用名词，也不宜相对。看来，确实要经过严格训练，才有把握做到对仗工稳。
２．训练学生善于选用最精当的字词。
从宋代以来，分析诗词注意认取“诗眼”，写作中间讲究“炼字”。做到这一点要靠全面提高文学修养，而诗钟却是具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诗钟的写作是先把限定的字配成“眼字”，再围绕“眼字”铺写成联。福州1930年的《微·寒七一》大唱，征得八千余联，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佳作，如黄芗洲的“寒宵坐似沧浪里，微曙看犹混沌初”，是先配成“寒宵”和“微曙”两对“眼字”，进而写出一种意境；林绮赓的“寒月芦花千百顷，微风桐子两三声”，是配成“寒月”和“微风”，写出一种景象：张拂朝的“微虫沟洫犹争长，寒鸟江湖不乱群”，是配成“微虫”、“寒鸟”，批评当时福州的小军阀战争。前人关于“炼字”发过很多议论，清人刘熙载说：“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写诗钟对于练习认取诗眼，进而写活全句，是一个巧妙而实用的方法。
四、分咏体的来源和艺术特点
分咏体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结合起来写成一副诗联，看来是一种很奇怪的体式，其实在古典文学中早已出现过这类作品。中国的对偶文句本来有一种奇特的修辞效果，能通过工整的对仗把关系并不密切的事物联系起来。如杜甫《曲江》诗的颔联“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两句在意识的流动上有跳跃，一经用上对仗，“八尺曰寻，倍寻曰常”，用“寻常”一词的这个歧义，作为数字与“七十”结成对偶，联通了思路。苏轼的《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有诗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青州从事”指美酒，典出《世说新语》），把“六瓶酒”和“未收到”两个意思对立成联，写成惹人喜爱的作品。从清朝中叶开始，出现了对联热，对联也进入酒令，以前那些偶一为之的游戏之作，这时规范化为分咏体诗钟；分咏体成了专为写趣联而设计的体式。进行这种写作，有助于推动诗人突破旧套，活跃文思。例如古文学家赵国华（1838～1894）分咏《船·胎衣》：“帆如秋叶来天上，人似春蚕卧茧中。”如果单纯咏船或咏春江，难以写出这种深邃的意境。反对科举而下海演戏的汪笑侬（1858～1918），分咏《八股文·杜鹃》：“能使英雄皆入彀，可怜帝子已无家。”通过两个典故把二者结成对偶，讽刺请廷顽固坚持箝制思想的科举制度，以致闹得自身不保。
五、诗钟的流传
诗钟大约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在福建。咸丰八年成书的《闽杂记》中说：“今馆阁诸君亦多为之。”说明已经传到京师。同治二年癸亥科进士赵国华、李宪之和探花张之洞曾在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倡导。光绪十几年北京的满族知识分子以宗室盛昱领衔成立了“榆社”。北京聚合着从各地往来的名士，诗人如易顺鼎、陈三立，词人如王半塘、朱古微，政治活跃人物如文廷式、杨锐，重要官员如瞿鸿机、陈宝琛，都先后参加各社吟作，形成过很大的一股诗钟热。学童参加诗钟活动得到家长的支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猎取功名的人写作诗钟，是为了能写好八股文和制艺诗；附庸风雅的人也愿意参加这种“诗酒酬唱”，光绪年间曾“都下宴集相率为诗钟”。各地也成立一些大社，王闿运、樊增祥等很多名流参加。上海首先在报纸上发题征作，洁社的作品有时用电报发到南京，由江宁布政使樊增祥阅卷。有些饭庄还专以接待这一活动而出名。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成立潇鸣社和塞山社，各有会员一二百人，名流网罗殆尽，连梁启超都列名其中。上海的樊园诗钟活动，集合了同光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福建人才济济，作品风格俊秀，称为“闽派”。其它各省也有水平很高的社继续活动，作品水平不断提高，到抗日战争前达到顶峰。后来，在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中，诗钟活动很快消沉，现在国人已经不大知道以前诗钟的盛况，不大注意中国文学宝库中还有这样一颗璀璨的明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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